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旧版日文文献(1949年前)有8万余册，其中90%是图书，10%是日文旧期刊、各类小册子和其他非正式或非公开出版物。这些旧版日文文献内容广泛丰富，史料研究价值颇高，长年来，因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为专家学者和读者们充分利用。1996年12月上海图书馆新馆落成后，系统整理馆藏旧版日文文献工作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1998年专门成立了历史文献中心外文文献部，对分散在图书馆新馆外各处各库的旧版外文资料实行集中统一管理。1999年开始对8万余册旧版日文文献开展了多头归并、除尘、上架等基础性的整理工作。2000年初我馆又提出编制《上海图书馆馆藏旧版日文文献总目》的计划，同时向“日本万国博览会纪念协会基金部”申请资助基金，同年7月该项计划得到日方正式资助确认。于是上海图书馆专门组织了项目组，开始制定详细工作大纲，以确保该项计划在 2001年3月底前完成。
我们编制《上海图书馆馆藏旧版日文文献总目》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一是保存人类文化遗产，以书目形式全面系统地揭示馆藏文献信息，为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检索研究上图馆藏旧版日文文献的窗口；二是在出版本书目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开发揭示研究这批文献的知识内容提供一个平台；三是通过本书目的出版为进一步增加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工作添砖加瓦。
在编制本书目过程中，我们对馆藏这批旧版日文文献的来龙去脉，作了调查研究。据了解，这批藏书在抗战以前并不属一个或二个日属图书馆管理，而是分散在数十个日本在沪各机构中，要想搞清各机构的藏书状况缺乏历史资料记载，而这批来源多头的藏书因受到抗日战争、国共两党政权更替，因年代久远，人事变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许多情况现已难以稽考。我们通过一些档案材料和一些老先生的回忆，尤其是对这批旧版日文图书上的最早藏书印章作了抽样调查，从而大致搞清了这批日文文献的收藏源流。它可分为前50年和后15年两个历史阶段：
前50年主要是指20世纪初期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前。这批文献主要收藏在日本侨民在沪开办的各机构中。据藏书印章抽查结果分析，这些藏书机构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日侨在华开办的教育机构藏书，这类机构最初开办于二十世纪初期，它主要是在沪日本侨民子女开办的各个日语学校，先后开办的数量达十余所，这类学校均由日侨组织上海日本居留民团进行管理。其中藏书量较多的学校有上海日本寻常高等小学、上海日本商业学校、上海第一日本国民学校、第二日本国民学校、第三日本国民学校、第四日本国民学校、上海中部日本寻常小学校、上海日本第一青年学校、上海日本中学校等。第二类是日侨在华和在沪开设的小型图书馆藏书。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有1919年4月创办的以收集中国及东亚文献资料为主的东亚研究会图书馆， 1936年12月设立在四川路149号宏业大厦内的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以及上海日本儿童图书馆，南满洲铁道株式分社埠头图书馆等。第三类是日本在沪开办的企业和社团等机构藏书。这类机构规模较大，开办时间较长，资金力量充足，因此，一般均在企业内部设立图书文献管理组织。这些机构的藏书在馆藏日文文献中所占比重较大，如：内外绵株式会社、华中电气通信株式会社、上海日本人技术协会、横滨正金银行、上海纺织株式会社、共荣会中央事务局、东亚联盟上海支部中华烟草产业共荣会、上海日本基督教青年会等。第四类是日本侨民们的私人藏书，因这部分藏书数量较多，这里不一一例举。
此外，我们在抽样调查中，发现馆藏日文文献中有不少中国机构的藏书印章，数量较多的有合众图书馆、交通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学艺社、上海市立图书馆、太平书局、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等等。抗战胜利后，这批旧版日文文献被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各机构作为日伪财产陆续接收，直至1949年5月以后为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
后15年是指1950年至1965年。在这期间，这批藏书又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接收征集文献阶段。在上海首任市长陈毅的直接关怀下，1950年7月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开始全面开展对文物图书的接管、征集、收购和初步整理工作。1952年7月27日，上海图书馆经过两年的筹备正式开馆，据现存的有关资料记载，旧版日文文献都是从这个阶段开始陆续分批入藏上海图书馆，其主要渠道来自上海市文管会、华东教育部、各海关银行、上海市人民法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上海市商业局、劳动局、华东财政部物资管理局等系统，而这些机构又是接收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各系统资产的主要单位。第二阶段是集中管理阶段，1958年上海图书馆、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上海市报刊图书馆和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四馆合并，使馆藏旧版日文文献数量又有所增加。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图书馆专门成立了旧书整理组，全面开展馆藏旧外文文献的整理工作，同时将各处接管征集的旧版日文文献资料进行首次大合并，在整理、编目的基础上，相应建立了旧版日文文献库。这个文献库的建立是今天编制馆藏旧版日文文献的基础。
综览馆藏旧版日文文献，它有几个显著特点：
首先是文献类目众多，主题资源相对集中。根据统计，编入本馆藏旧版日文文献总目41766条，涉及的大小类目共463个。在文献数量上排名前4位的分别是经济类、文学类、历史类、政治类文献。其中经济类图书有7450条，文学类6567条，历史类6600条，政治类4230条。四类相加共达24847条，占本书目文献总量的59％。这种现象说明，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尤其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在华的经济企业机构、政治教育机构、社会团体机构等，在文献搜集的原则上，同日本政府加强对华政治经济政策的研究力度、深度和日本侨民在华开展经济教育文化活动的各种目的和实际利益是分不开的。
其次是有关研究中国各类问题的文献资源较丰富。在历史类中，研究中国历史的文献就有1060条，占该类文献总类的18％，在经济类中，专门研究中国经济各种问题的文献达1307条，约占这类图书的17.5％，后者几乎涉及中国工矿企业、内外贸易、金融保险、海关税收、农林渔业、交通运输、矿产资源、财政货币等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同时这类文献纷繁多样，既有专题调查报告、定期经济年鉴年报、工矿企业要览，又有各地经济指南、各类统计资料汇编、各类经济研究小册子等。又如中国地理研究文献，其研究范围除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侵占的中国各大城市外，还包括了云南、西藏、宁夏、内蒙等中国疆域和内陆省份地区。
值得提出的是，在馆藏日文文献中，有一部分是关于上海研究。从内容上审视它，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上海租界与在沪日本侨民的文献，如：《上海共同租界法規全書》、《上海租界概論》、《上海日本人各路聯合會の沿革と事蹟》、《上海日本女學學校校友會會滻》、《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週年纪念滻》等；二是研究上海历史和风俗习惯的文献，如：《上海の文化》、《上海生活》、《上海風俗滻》等；三是直接反映上海“一·二八”抗日事件和“八·一三”上海事变的文献，如：《上海事變寫真帖》、《上海事變戰記》、《上海激戰十日記》等。这些文献乃是研究上海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发展、日本侵华史和日本在沪侨民史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第三是日本文学类图书数量众多，共有4607条，约占该类总量的70.1%。一些在日本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学代表作，如《源氏物語》、《萬葉集》、《平家物語》等，以及日本著名作家菊池寛、水上瀧太郎、芥川龍之介、德富猪一郎、武者小路實篤、夏目漱石等人撰写的作品十数次的被翻印出版，或结集出版。馆藏此类文献数量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当时在沪日本侨民数量不断增加。自1871年中日两国正式缔约建交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时止，日本侨民定居上海有过三次高潮。1890年，在沪注册的日本侨民仅 644人，而到1942年，已有9万余日本侨民取得上海居留证。收藏于日本在沪各机构的这些文学读物，从不同程度上满足了日本侨民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
在这次整理编目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出版于十八世纪末叶至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书籍及手抄本文献。前者有1792年出版的《古今名人碁經選粹》，它是馆藏日文旧版文献中出版年代最早的一套书。全书共四卷，专载围棋实战技术图谱，书前附有南硍山人井谌序，收录各种棋谱106幅：此外，还有出版于1797年的《東海道名所圖會》、《伊勢參宫名所圖會》，出版于1805年的《木曾路名所圖會》，出版于1837年20卷本的《江户名所圖會》等，这些文献均采用中国线装书的装帧形式和木刻版图，图文相间，详细记载了日本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工商贸易、物产概况、历史名人、民间故事等。后者较珍贵的是毛泽东的日文手抄本《新民主主義論》。《新民主主義論》最早发表於1940年 1月延安创刊的杂志《中国文化》上。而这次发现的手抄本是用钢笔誊写在复写纸上，字迹清晰，它几乎是在毛泽东发表该文不久即被译成日文。这足以说明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关键阶段，日本人士已经注意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最新政策动向。
经过一年来紧张而有序的工作，《上海图书馆馆藏旧版日文文献总目》得以问世。在对这批旧版文献整理编目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上海图书馆业务处、国际交流处和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所等部门的通力合作，在录入照排阶段，北京景煌激光照排有限公司为本书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在出版阶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为本书如期出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承蒙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为本书题写刊名，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对大力资助和关心本书出版工作的日本万国博览会纪念协会会长川上哲郎先生和日本国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市桥康吉先生表示谢意。
本书目的编撰出版由于工作量大，时间仓促，并加之缺乏编制旧版日文文献目录的经验，因此，在体例格式、科学分类、著录事项等方面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在此敬请中外读者鉴谅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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